《身份的焦虑》

2021-08-10 post/reading

近段时间(加上国庆期间)读的另外一本书与大家分享下。

关于这本书

为什么我们渴望得到别人的认同?是什么让我们变得“势利”,对于金钱和时尚的欲望之壑为何总也填不满?我们到底怎样才能克服这种身份的焦虑呢?
在他人眼里,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是个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每个人的内心,潜藏着对自已身份的一种难言的“焦虑”。可有谁曾真正的审视过这种身份的焦虑呢?睿智的德波顿做到了,他首次引领我们直面这一人心深处的焦虑“情绪”。德波顿援引艺术家、思想家及作家的观点与作品,抽丝剥茧地剖析身份焦点的根源,并从哲学、艺术、政治、宗教等各个角度探索舒缓和释放这种焦虑的途径。

简要说明下,因时间关系我主要是将书中的一些摘录给大家分享下,附上一些我的简短感想,并非标准的拆书方法论。

部分摘录

经典的哲学命题

亚当·斯密在他的《道德情操论》(1759)中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辛苦劳作、来回奔波到底为了什么呢?所有这些贪婪和欲望,所有这些对财富、权力和名声的追求,其目的到底何在呢?难道是为了满足自然的需求?如果是这样,最底层的劳动者的收入也足以满足人的自然需求。那么人类的一切被称为‘改善生存状况’的伟大目的的价值何在?”

这里就是那个传说当中的经典哲学命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很多的问题归根结底都可以归纳到这三个最原始的问题上来进行思考。

势利

深藏在我们内心的害怕其实才是势利产生的惟一根源,看清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对势利有清楚的认识。对那些对自己的地位非常有把握的人来说,他们没有心思去把成心矮化他人当作某种消遣。傲慢的背后藏着的无非就是恐惧。由于总是感觉自己不如别人,因此才要想方设法让别人觉得他不如自己。这种害怕还能世代相传。同人类所有的陋习一样,势利者也是代代相承。上一辈的人定会向下一代灌输低下的社会地位就是一种悲剧的观念,使下一辈不可能在感情上轻易摆脱低下的身份就意味着平庸,高尚的身份就意味着卓越的思维定势。

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有类似的精髓存在,如大智若愚、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们身边那些总是试图显示“自己比他人高人一等的人”用外强中干来形容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物质与精神

令人奇怪的是,人类物质方面的实际拥有极大地丰富了,随之而来的竟然是一种挥之不去且愈显强烈的“一无所有”的感觉,以及对这种感觉的恐惧!同那些在中世纪的欧洲大地上辛勤耕作却对岁尾收成毫无把握的祖先比起来,现在的生活富有且充满机遇的这些欧洲后裔们对身份的焦虑、对所有之物的担忧远甚于他们的祖先。

这应该是当前社会的一种通病,也是本书重点探讨的重点。

参照群体

如果考虑到人们对“怎样才算足够的”判断标准中隐含的心理情愫,他们这种对“一无所有”的忧虑就并不奇怪了。我们从来就不会孤立地形成我们对事物(如财富和社会尊重)的相应期待,我们的判断必然有一个参照群体——那些我们认为和自己差不多的人。只有同他们比较,我们才能确定我们合适的期待视野。我们不可能孤立地欣赏自己拥有的东西,也不可能通过与中世纪祖先进行比较来衡量我们现在的拥有。同样,我们也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身处一个繁荣富足的历史时期而沾沾自喜。只有当我们所拥有的同儿时的朋友、现在的同事、我们看作朋友的人,以及在公众领域与我们身份相当的人一样多,甚至还要略多一些时,我们才会觉得自己是幸运的。

在物理学上面有参照物这样的一个概念,在人类社会当中这个概念本身的意义可能比物理学上的概念影响还要大,以至于我们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都会受到它无形的影响。

我们每天都会经验到许多不平等的对待,但我们并不会因此而妒恨每一个比我们优越的人,这就是嫉妒的特别之处。有些人的生活胜过我们千倍万倍,但我们能心安无事;而另一些人一丁点的成功却能让我们耿耿于怀,寝食不安。我们妒嫉的只是和我们处在同一层次的人,即我们的比照群体。世上最难忍受的大概就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比我们成功。 在《人性论》(1739)中,戴维·休谟这样写道:“产生这种妒忌的不是自己与他人之间的远远不成比例,反而是我们的互相接近。一个普通的士兵对他的将领不如对军曹或班长那样妒忌,一个卓越的作家遭不到一般平庸的小文人的多大妒忌,而却遭到和他地位相近的作家的妒忌。的确,人们也许会以为越是不成比例,则在比较之下所感到的不快必然越大。但是我们可以在另一方面考虑,远远的不成比例,就切断了关系,或者使我们根本不与我们距离很远的人物比较,或者就减弱了比较的效果。”

上面这个例子讲的足够精辟了。更令我产生感动的是在277年以前戴维·休谟都已经发现了这个原理(比较原理),而快300年过去了我们绝大多数人还沉浸在“人与人、气死人”的低级情绪中而不能自拔。

早在公元前350年,亚里士多德在其《政治学》中就宣称:“显然,一些人天生是自由的,而另一些人天生就适合做奴隶。对这些天生适合做奴隶的人而言,奴隶制度不只是可行,也是无可厚非的。”他的这一观点几乎得到了所有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和执政者的赞同。在古代,奴隶和底层民众通常被视为缺乏理性,与动物无异,天生就适合过悲惨贫苦的生活,就像黄牛正适合于拖着沉重的犁耙埋头耕地。对那些精英而言,让这些奴隶享有权利,或者认为他们可以追求幸福的想法都是荒谬的,其荒谬程度不亚于探讨锤子或镰刀的思维状态和幸福水平。

读到上面这一段话,是不是会让你对伟大的亚里士多德有另外一面的了解,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事太多了,我在之前系列反思文章中多次提过一个观点“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而不自知!”这也是我每次自评个人有“强迫症”的原因之一,因为我相对清醒地知道——自己有多么无知。

是的,在上帝面前我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这并不表明我们在尘世就可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只是到了17世纪中期,欧洲的政治思想才开始对平等的理念进行思索和探讨。1651年,托马斯·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中指出,个体的存在先于社会的出现。个体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才加入社会组织中,他们放弃自己的一些自由和权利,来换取社会的保护。这一革命性的论述在几十年后又在另一学者约翰·洛克笔下得以强调。在其专著《政府论两篇》(1689)中,洛克指出上帝并没有把地球作为私有财产给予亚当,而是把地球给予了世间所有的人,期冀所有的人都能从中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他认为,统治者应该是人民的工具,人民是否应该服从他们,完全取决于这些统治者是否是为广大民众谋福利。这样,一个让人震惊的现代观念诞生了:政府的正当性在于它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提高国民获得幸福和财富的机会。

读到这里我突然心生感慨,十几年前在大学时主修的《政府学》《公共政策》等课程忽然复活了一般出现在我的面前,当年自己的年少无知根本理解不了这其中的深意,没想到十几年后在作者的这些字里行间加深了理解。

“对于我们未曾想去尝试的事情,就不可用成败来衡量;既无失败,何来羞辱?人生在世,我们的自尊完全受制于时时督策我们的理想以及我们为理想所付诸的行动,取决于我们实际的现状同我们对自身期待之间的比率。

读到这里我又想到了幸福学的相关理论,泰勒·本-沙哈尔那个著名的幸福方程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

卢梭争论说,有两种途径可以使人变得富有:要么给他很多的钱,要么限制他的欲念。至于前者,现代社会无疑是非常成功的,但它在使人们有更多的金钱的同时,也在不断地挑动人们的物欲,使得人们对本可以引以为傲的成就不以为然。让人们觉得更加富有的最可行的方式也许并非是赚取更多的金钱,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尽可能同那些和我们处在同一等级但又比我们富有的人保持一定距离,在情感方面也应该疏远他们。我们未必要争取成为“一条更大的鱼”,相反,我们应该全神贯注,努力使自己周围的“鱼儿”不比我们大,这样,我们自身的大小才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

上面的理论在我看来并非“阿Q精神”,而是更加实实在在可行的实践。

我们的“自我”或自我形象就像一只漏气的气球,需要不断充入他人的爱戴才能保持形状,而他人对我们的忽略则会轻而易举地把它扎破。因此,惟有外界对我们表示尊敬的种种迹象才能帮助我们获得对自己的良好感觉。

至少在发达国家,劳资之间的冲突不再像马克思所处的时代那样表现得赤裸裸。然而,不管工作条件和劳动立法有多完善,工人始终是经济程序中的工具而已,在这个程序中,工人自己的幸福和经济上的富裕其实是次要的。不管老板和工人之间发展出何等深厚的同志情谊,也不管员工表现得有多么好,对工作长时间以来一直是兢兢业业,工人时刻明白,同时也时刻在焦虑。他们的身份并不能得到保证——他们的身份不仅取决于自己的工作表现,也取决于单位的经济状况;他们仅仅是生产利润的工具,而永远不会像他们在感情层面上矢志以求的那样,以他们自己的需求为归宿。

读到这里,如果你在企业中上班,无论你是基层员工、白领骨干甚至是企业的中高层主管,可能我们都得面对这个血淋淋的现实——无论企业给你多么崇高的理想指引,你都得低下头好好看看这几个字“生产利润的工具”,没错,大家都只是个工具而已,把心态摆正如何给企业带来更大利润就OK啦,至于那些所谓的伟大人生理想、主人翁意识早点收拾起来就好了。

一个过路人看见苏格拉底在市场上遭人侮辱,便问他:“你难道不在乎别人辱骂你吗?”“为什么要在乎呢?难道你认为一头驴踢了我以后我会恨它吗?”苏格拉底回答道。

皇帝兼哲学家马库斯·奥勒留一生都在罗马不稳定的政坛上奋斗,他提醒自己,把听到的任何关于他的人品和功绩的评价首先诉诸理性分析,然后决定是否让这些观点影响他的自我观念。这一思想贯穿于他的《沉思录》(公元167年)始终。“[你的品质]并不取决于他人对你的评价,”哲学家皇帝坚持认为,他所处的社会深信他人的评价决定一个人的尊严,但他对此提出质疑,“难道东西一受到赞扬,它的品质就会提高?难道一块翡翠如果没有人赞美它,它的品质就会降低?金子、象牙、鲜花或者一棵小草呢?”马库斯没有像常人那样,在听到赞扬的时候欣喜若狂,在听到诬蔑的时候沮丧万分,他认为他的自我形象应该建立在自己的分析之上:“是否每个人都会轻蔑我?这是他们的事。而我自己的事就是保证没有做过或说过任何可以遭人轻蔑的事情。”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实在是人生大智慧啊,这里我有相当多话想说,后续专题分享之。

那么确立身份的原则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军事人员在一个社会里享有盛誉,而拥有地产的绅士在另一个社会里则为人仰慕呢? 似乎有至少4个答案。一些人可以凭借能够杀死他人的体力,通过欺凌和威胁迫使一个国家的人民对他们表示尊敬。 或者他们依靠强壮的身体,资助赐予他人和利用手中掌握的食物来为他人提供保护,从而确定身份。当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如古斯巴达,12世纪的欧洲),勇敢的战士和马背上的骑士就成了人们敬仰的对象。当一个社会群体的食物仅仅依赖于难以保证的猎获的动物(如亚马孙),美洲虎的人就能够赢得尊敬和尊敬的象征物——犰狳腰带。在一些绝大部分的人的生计依赖贸易和高科技的国度里,企业家和科学家便成了人们崇拜的对象(如现代欧洲和北美)。其反面也同样真实:那些不能为他人提供服务的人就会身份很低——如边境线非常安全的国度里的强壮男子,以及井然有序的农业社会里猎杀美洲虎的人,他们的命运就很不济。 或者一些人可以通过向他人展示自己的美德、身体的技巧、艺术才能或聪明才智来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例如基督教欧洲的圣徒以及现代欧洲的足球明星。 或者一些人会诉诸他们周围人的道德观念,对他们所宣传的事业的公正性进行非常充分的表达,任何一个想要拥有一个良好的自我形象的人绝对不会对这种获得地位的方式视而不见。

作者总结有如下几种方式:
- 用实力压迫他人
- 用实力保护他人
- 拥有人们共同欣赏的美德、才能
- 传道者

通过政治斗争,不同的群体都试图改变他们社会的尊严系统,摆脱在既有体系中利益既得者的统治,从而为自己获得尊严。这些不同的群体通过一个投票箱、一把枪、一次罢工,有时候通过一本书,来重新确立社会标准,决定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拥有上层身份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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